93年6月突然接到一通日本筑波大學附設醫院植野映教授的來電，告訴我他有個病人，乳癌手術後不到幾個月就發現腦部轉移及肝臟多處轉移，在日本已接受了電療及化療，最後一線紫杉醇都用過了，基因治療打第一次發生過敏後暫停，荷爾蒙受体是陰性所以並沒有用抗荷爾蒙治療，病人不到60歲，長期旅居日本，最後想回台灣了。基於與植野映教授多年的情誼，我一口答應安排病人回台繼續治療。六月底在台中與病人及家屬約了第一次門診後，將之轉到我在彰化服務的醫院繼續治療。病人因癌細胞轉移及一連串的治療，顯得有點虛弱，主訴上腹部很不舒服，基本上一般狀況還可以。我看過了她從日本帶回來的資料後告訴她我的治療計劃，並稍暗示疾病可能不會好，但可緩和。病人有著日本老一輩人物的禮儀，告訴我是植野映教授一直推薦，她唯一希望是女兒在九月底要結婚，問我能否讓她拖到那時候。我告訴她會盡力去做。因紫杉醇已在日本使用過且治療失敗，故改用一種長春花提煉的化療葯物加上基因治療，再一次嘗試。結果對基因治療又一次產生嚴重副作用，只得放棄。二個療程後再評估，病人癌指數已不斷攀升。

給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:有一回門診，我發現她在外面等了快三個小時，進來時仍謙恭有禮，講話不疾不徐，我說抱歉讓她久等，她卻說沒關係她的號碼本來就在後面，等待是應該的，並問我，為什麼很多台灣病人這麼急性子，稍等一下就頻頻敲門問小姐:「什麼時候輪到我呢?」，這在日本是不可思議的事，病人都是在診間外靜靜等候，沒有人會吵鬧的。老一輩的教授告訴我日本人”有禮無體”，可是我從他身上看到的只有溫文優雅。

七月下旬，我告知她女兒要再更改化療藥物，因看起來情況在惡化。換藥使用過後不久，病人主觀症狀有所改善，見到我時，笑容也較多。可惜到八月中，症狀又轉趨嚴重，再做一次電腦斷層發現整個肝臟已佈滿大大小小的癌瘤，乳癌轉移到這樣大概回天乏術了。雖然如此病人的精神尚可，活動也尚稱自如，唯較虛弱，仍然關心著她女兒下個月底的婚事。我查房時多半不在這方面多作回應，但我告訴她女兒相關處理事項，並建議在最後不要做心肺復甦術了。她女兒一聽紅了眼眶問我還能撐多久? “也許不會超過一個月吧”我說。就在八月下旬，我突然發現病人眼睛變黃，且一天、二天愈來愈明顯，抽了血及做了超音波後告訴她女兒“大概不會超過一個禮拜了”，她女兒問我可否轉安寧病房，可是怎麼跟媽媽啟齒呢? 媽媽還想參加女兒的婚禮呢! 我會診了安寧病房的醫師，最後還是轉過去了。病人5天後就走了，我終究還是無法讓她完成心願。